反核運動給我的一些撞擊與反省

（為了「2012秋鬥反核論壇：草根人民的反核突圍」所寫於2012年5月31日）


反核，其實並不是我剛開始接觸社會運動時特別關心的議題，我只大概曉得在八、九零年代，台灣曾有一段風起雲湧的反核運動歷史，但那對於當下的自己來說，似乎就只是歷史罷了。那些過去已經發生的、或者未來不曉得哪一天可能發生的恐怖核災，似乎都離自己太遙遠了，畢竟，人類文明給環境、給自己製造的傷害尚有許多數不清的現在進行式，我何必急著參與反核？





果然，一次又一次給我那當頭棒喝的，並不是關於核能安全與否、對人體傷害有多大的（專業的？科學的？）辯論，而是兩件事：一、核能工業原來是全球化競逐底下一枚沉重的齒輪，二、操作這枚大齒輪的規則竟然可以如此敷衍隨便。

開始意識到第一點，是2008年，在苦勞網的實習記者培訓課程上，聽著綠色行動公民聯盟崔愫欣的簡報，她介紹到作為「全球核武競賽」、「軍工業復合體」一環的核能發電，是如何受到與核能輸出大國之間利益關係的牽制。所以，如果核四在民國89年停工、卻又在110天後復工的那段轉折，除了是當時朝野「協商」的結果，也與對外輸出核能廠的首要跨國集團－美國奇異公司的施壓脫不了干係，那麼，不論當時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交換了什麼，美國又各自與民進黨、國民黨之間交換了什麼，這枚齒輪的下一歩，都已經離對於「核電需求」的官方說法太遠、也與看似中立的科技發展太遠了。

第二點，對於稍微有在注意核四新聞的人就不難得知，核四復建至今，工程出過多少亂七八糟的狀況、官方就有多少相應對的亂七八糟回應。我第一個深刻的印象，是2010年在苦勞網跑新聞時，碰到了一次環團在台電前的行動，主要是抗議台電刻意對外封鎖核四主控室失火和爆炸的消息。那陣子，壹週刊上關於核四的消息造成不小的震撼，具刊載，核四當時最重要的技術監督顧問－美國URS公司，建議了核四廠應「重新設計」。面對重新設計這麼重的四個字，沒想到台電發言人杜悅元不僅只有淡然的表示「沒聽說」，在聽到「 美國URS公司」這個名字時，還愣了一下，過了一會兒才說「喔，對，那是我們的顧問公司。」到底為什麼，負責這樣一個重大國家建設的國營事業單位發言人，會連自己技術監督顧問的公司名稱都不熟？又為什麼，她可以一下子強調「台電沒有隱匿消息」，隨後又坦承「台電的確沒有在核四安全監督會議中報告起火意外」？

主張核電很安全、且會愈來愈安全的，與主張核電很危險、且會愈來愈危險的，各自有一套說法，問題是在這之前，政府連讓人們得知「這個機制究竟安不安全？」的途徑都給封死了。

是不是因為，連「安全與否」這麼基本的問題都不容易得知了，所以多數人更難有意識的去追問核電工程背後「利益結構的長相」？

在苦勞網孫窮理所整理的一份關於核電軍工複合體的簡報裡，我讀到了1989年反核大遊行的文宣「核電廠建廠的政治經濟結構解剖圖」，上面詳列了從最上游的美國奇異公司、西屋公司，以及底下貝泰公司、美國政府與台灣政府間的關係，接著是各個與中央政府關係密切的工程公司，再到最底下的大、中、小包商與臨時工。

在我參與反核運動的這短短三、四年間，其實很少碰到身邊有人在這個層面進行批判與討論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即便社會上對於核電巨大工程經費流向的質疑聲浪已經愈來愈大，但從質疑核電工程的合理、合法性，到能夠質疑、批判這整個從跨國到在地的政經結構，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。

就拿近兩年我比較密切參與的諾努客來說，雖然在某些時候，這個團隊可以發揮不小的執行力、並且動到一些次文化社群裡的人口，但要如何在階段性的任務、行動籌備期間與結束後，都能夠讓議題本身能在這群本來就認識、更多是初次相遇的、且背景和社運參與經驗都各自迥異的人當中，能有更深刻的共同耕耘、共同設立更長遠且清晰的行動目標，則是一個仍未被好好追問的問題。

不過，有關於運動的形式與文化面向的內涵，諾努客也的確給了我許多啟發（如集結了藝術家針對能源與災難兩個主題創作的展覽《不可小覷》、在貢寮進行走唱與訪調的「諾努客走唱隊），這些啟發不只是關乎宣傳手段、媒體效果與動員人數，而是看待、探究一個議題如何能夠有更多不同的視角、如何創造出一個讓更多想像能夠彼此激盪的空間，讓不同的社群、不同的語彙、不同的論述方式、不同的概念與情感之間能夠彼此豐富，如此，一個反對核能的運動，才更能同時是一個想像力的、創造性的運動。

然而，目前包括諾努客在內的許多關於反核的行動與討論，在這個層面上似乎仍是稍弱的，即便有像綠盟這樣的團體在電價政策、能源結構乃至整個產業結構等重要的問題點上進行分析與教育，但是，目前對於各種發電方式、整體產業結構，以及裡頭牽涉的產業與人之間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檢討，似乎仍不夠廣泛與深刻。

可是，我們若對這整個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沒有足夠的檢討、沒有足夠認知到選擇核電或其他能源的主張之間，不應只是聚焦在安全與價格問題本身的辯論，而能夠延伸反省到，目前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、過度仰賴專家與官僚的社會，是如何在生產能源、利用能源、分配能源這一個最基本而古老的文明命題上，建構了一套極其扭曲詭異的社會關係與技術系統，而隨之造就出如核電（其實也同樣可以延伸到石化業、科技業甚至教育與文化生活裡的菁英主義等）這樣難以被多數人參與和監督的系統，那麼我們從何想像、著手創造另一個去菁英的、更接近公共的、能夠制約暴力的技術系統與生活模式呢？而我以為，這是反核運動要提問、實踐的核心問題。我因此特別期待接下來關於再生能源、社區型發電的應用、電業結構的改革等能有更深入且實際的討論、並逐漸開始落實在公共參與的路途上；又有如已經進入第三年、為了刺激出關於落實永續生活的種種可能而發起的「諾努客農莊」這樣的行動，能夠有更多、並走得長遠。

最後我想反省的一點，其實是我最不想談、不知道如何談卻又覺得一定得提及的，關於社會運動與政治、政黨關係的大哉問。

即便八零年代反核四運動與政治運動、民主運動之間的糾纏歷史，似乎是認識台灣反核運動的一項必讀的功課，但我好奇，許多和我一樣社運經歷不深的年輕反核夥伴，在運動裡碰上了政黨的力量時，是否也一樣缺乏認知與應對的敏感細膩？譬如去年在「我愛台灣、不要核災」遊行上，因為台大大新社「核四是藍綠共業」的標語，而引發支持民進黨民眾的憤怒。而不論是當下或現在的我，其實也一直很難不把這句話視為理所當然，但是，我是不是不應去設想，這句話不論對誰，都應該同樣是如此理所當然？

後來，綠盟的申翰對我說一句話，隱約點醒了我一些東西，他說：「那些在理念上的確支持反核的、也支持民進黨的群眾的感受、感情，其實是應該被理解、被照顧到的。」我驚訝自己竟然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思考過。同樣訴求反核，裡頭的人在政治光譜、政治理念、對運動成果的期待與要求、對路線的選擇，有那麼多不同，而這些不同之間，如何彼此溝通、學習，而不是相互虛耗，這應該是一門重要的、而且很長久的功課吧。